Citation - Winner, L. (1999).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29(3), 28-40.

更早的原始版本：

Winner, L. (1980).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Daedalus, 109(1), 121-136.

• Winner, L.（2004）。技術物有政治性嗎?。載於吳嘉苓、傅大為與雷祥麟（主編），科技渴望社會。（頁 123-150）。台北市：群學。

Keyword - STS, SCOT

簡單地說，Winner 的結論是「有」，技術物(artifacts)有政治性。

作者的講法比較迂迴，我重新理解過以後自己的解讀：

作者探討技術事物的兩種政治(權力)效果：

1. 有意圖的達成某種社會性的目的。例如：建築師 Robert Moses 在紐約長島的公路設計，有意只限有車階級才能進入長島某些休閒地區(p.130-1)；Robert Ozanne 1967 研究採收機製造廠某機器引入的歷史(p.132)。
2. 非意圖的促成某種特定生活方式。例如：番茄採收機的導入(p.134-7)；Alfred Chandler 對現代化管理組織興起的研究(p.144-5)

作者根據第二點的論證，主張技術就是一種生活方式(forms of life)，都內含有政治性(inherently political technology)。技術的發展、採用、導入、推廣、維運、使用、改進與調適，都涉及技術事物與人、社會的互動，形成一種社會技術系統(sociotechnical system)。從「社會技術系統」的視角來看，當然是有政治性在內。

另，作者認為「許多有政治意涵且非常重要的技術案例都超乎有意與無心的簡單二分法。許多偏向某個特定方向發展的技術案例常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宣稱為重大的突破進展，但也造成某些人的重大傷害。此等案例不見得就僅是有人意圖傷害別人而已。」(p.133-4) 我認為所有的個案一定都是有許多複雜的面向，即便是「有利/有害」放在較長的時間上都很難有終極的斷定。但這並不妨礙用「有意/無意」去區分技術行為(發展、導入、使用等等)，有其行動者的目的與效果。

Joerges(1999)¹⁾重新檢視Winner文章中的Moses長島高架橋案例，發現實際上故事並非那樣的理所當然，而更像是一個傳話遊戲(Chinese whispers game)，隨著個人的論述目的，傳述衍生出不同的解讀與版本。事實上 Moses 不只蓋了一條林蔭大道(Parkway)，還蓋了一條鐵路直通度假海灘，當時人們是有許多不同方式可以到達度假海濱的。但不管在過去，或是汽車已經普及的今天，還是很少貧困黑人家庭會去度假海濱是事實，但是跟林蔭大道的阻礙相關是很牽強的解釋。而且，在美國Parkway原本就是有靜止慢速的貨車與營業車上路，不只在紐約一地，不需要特地降低高架橋高度來達到這件事情。「設計低的高架橋的高度，公車無法行駛，是Moses為了限制特定階級民眾到達高級度假海濱的政治性權力舉動」並非有憑據的、有解釋力的推論。Joerges最重的一句話是：Caro 與Winner 根本對實際狀況一無所知(don'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Joerges 自己對低高度橋拱的解釋，是認為 Moses 在公園都市與汽車都市的願景下，為了讓道路符合自然地景，所規劃出來的設計。這個設計並不影響人們通往其他地點，因為確實有其他各種交通方式。

Joerges 的文章名稱也很有趣，「Do politics have artefacts(政治有技術物嗎?)」，一方面借用了Winner原來的標題，另一方面也反思學者把在建構理論時，將自己的意圖灌注在「案例故事」中，使社會事實成為「寓言(parables)」，另一種「技術物(artifacts)」，而將自己的政治意圖埋設在其中。

Joerges 文章的互動演繹版本 http://prezi.com/s7oc2snlbmfo/berward-joerges-critique-to-l-winner-do-politics-have-arti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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