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ation - Budd, J. M. (2002). Jesse Shera, social epistemology and praxis. Social Epistemology, 16(1), 93-98. doi: 10.1080/02691720210132824

有一中譯: Budd, J. M., & 李紅霞. (2003). 杰西·謝拉,社會認識論和實踐. 國外社會科學, 2003(1).

Keyword - Social Epistemology, Jesse H. Shera

• 社會認識論研究的是：「認識的過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 通過這些過程尋求達到一種與全部環境–物理的、心理的和知識的–相關聯的理解或認識。」¹⁾
• 社會認識論能夠成為資訊服務事業的理論基礎。
• 傳統的認識論以個人認識活動與交流為基礎。而社會認識論則探討群體對群體的交流，「這意味著在每一個群體之中, 在幾個學者和專業人員群體之間, 在學者群體與各種開業者、管理者、教育者和平民大眾群體之間, 必須有適當的目錄學交流。²⁾ 」資訊工具與機構，如目錄、索引、圖書館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

• 區分資訊、知識、紀錄
  • 資訊：能夠被感官所感知到的刺激，以及透過感官所掌握的實體與事實。「不論是被生物學家使用還是被圖書館學家使用, 都是指事實，它是引起我們的感覺感知的刺激物，是我們接受的智力實體, 是建構知識的磚瓦。」
  • 知識：經過社會價值體系認可的實體與事實。「知識不僅僅是認知的對象, 它還是某種對社會價值系統的過濾。換言之, 它是經過在社會中達成共識的過程才被認為有意義的。」
  • 紀錄：為了知識過程與交流，將資訊紀錄下來。

• 對圖書館事業：
  • 有效管理社會世界中的知識紀錄。「圖書館專業人員從事的活動是副本的有效管理, 以及對社會所瞭解的關於其自身和其世界的所有東西的圖示記錄。」³⁾

• 對圖書館與資訊科學：
  • 社會認識論，可以作為確保圖書館與資訊事業的實踐有效性的基礎。「圖書館和資訊科學領域最豐富的內容是基礎概念性的, 即實踐為了保持有效性, 必須以合理的思想為基礎, 社會認識論可以為此提供一個理論框架。」⁴⁾

• 對資訊組織
  • 根據社會認識論觀點，批評圖書館以往的資訊組織工作。認為傳統的分類工作只是一種根據學科標題分派的「形態學」歸類，並非知識分類的方式。這種根據形式、定位的資訊組織方式，其優點在於：簡單，普遍可用，節省分類組織工作的時間，成本低廉。
  • 資訊專業工作者與機構在進行紀錄的分類與蒐集時，應該關心其規範性的功能。即分類者，須能做出基於理性與社會背景中知識內容的判斷。

我們經常說, 圖書館組織知識, 但這種組織的以知識為基礎的本質精髓很少被注意到。謝拉認為信息組織的缺陷源於19世紀的分類系統。以林奈和達爾文組織物理世界的方式為基礎, 圖書館在其分類機制中接受了一種形態學的基礎, 而不是知識基礎。應該說, 將學科標題分派到作品上也是一種形態學分類的方式, 而不是知識分類的方式。⁵⁾

* 對資訊服務 資訊仲介服務的要素之一，是使用者對資訊的查詢行為。 「有效的資訊中介，不僅僅是能將特定資訊提供給特定查詢者，更需要確保查詢者與資訊之間的互動是以知識為基礎的。」

• 對認知權威
  • 資訊尋求者與仲介者都在尋找一種規範化的認知權威，但也可能拒絕他人的認知權威。社會認識論觀點探討建立與理解認知權威的動態過程。

史蒂夫‧富勒(Steve Fuller) 稱認識論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認知權威。查詢者可能除了在關於信息結構的知識方面外, 不願承認信息專業人員的權威; 專業人員可能不願承認查詢者關於內容的知識的權威; 信息專業人員和信息查詢者可能都會拒絕某個特殊信息源的權威。更普遍的情況是, 查詢者和專業人員都在忙於尋找一種規範化的根據, 或認知權威。在一定程度上, 權威屬於查詢者和專業人員; 他們一起可以批判地考察每個特殊信息源的權威性。專家評定與個人判斷的和解有助於信息查詢者的知識積累。社會認識論的動態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信息查詢的社會過程。⁶⁾

* 考察異議 「研究不同意見產生的地方和這些不同意見的認識論基礎。」謝拉說：「我們要以其他文化、其他價值、其他關於對錯的模式……和其他倫理系統的角度，來看待我們的文化。」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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