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對「有選擇」接受度不同

我在史丹佛大學念研究所時，和指導教授賴普(Mark Lepper)一起進行一項研究以證明這些差異。我們的第一個調查是在舊金山日本城(Japantown)某所小學中，小教室裡放了一張桌子和兩張椅子，研究人員坐在其中一張椅子上，我們姑且稱她為史密斯小姐。桌上放了六支顏色不同的奇異筆，還有六組字謎遊戲卡，每組字謎標示不同的類別，包括家庭、動物、舊金山、食物、派對、房子，上面有一串亂序的字母，可以重新排列出和該類別有關的單字，例如一張標示著「動物」的卡片上列了R-I-B-D，便可以重新排列出BIRD(鳥)。這些七到九歲的小學生一個接一個進來，其中一半是亞裔美國人(日本和中國移民的孩于，他們在家裡講爸媽的母語),另一半是英美裔的美國人。他們進教室後，就坐在史密斯小姐的對面。

我們把張子隨機分成三組，史密斯小姐讓第一組的孩子看看字謎遊戲卡和奇異筆，告訴他們：「這裡有六組字謎遊戲可選，你想選哪個來做？由你自己決定。」還好字謎遊戲組後(假設是選動物)，我們也讓每個小孩自選一支色筆來寫答案(假設是選藍色)。第二組的孩于也是看到六組字謎遊戲和六支色筆，但是在每個小孩考慮選擇時，史密斯小姐說：「我希望你做動物字謎，而且用藍筆寫答案。」第三組孩子看到字謎遊戲卡與色筆時，史密斯小姐也介入選擇，這次她會翻翻一疊文件並宣布：「我們之前請你媽媽填了一張表格，這裡提到你媽媽希望你做動物字謎，並且用藍筆作答。」其實，我們根本沒問過他們的媽媽比較喜歡哪種選擇，史密斯小姐是故意幫那個孩子選擇第一組孩子自由挑選的字謎和色筆。這麼做可以確保三組孩于都做同樣的字謎，以便輕易比較他們的表現結果與反應。在小孩完成字謎遊戲後，史密斯小姐會讓他們獨自待在教室裡幾分鐘，這時他們可以繼續玩那些字謎遊戲，或是改玩其他的文字遊戲，例如填字遊戲或找字遊戲，過程中有另一 位研究人員暗中觀察並記錄狀況。

這種小小的實驗差異，對小孩的字謎遊戲結果產生了顯著的影響。英美裔的孩子在可自由選擇字謎和色筆時，解題數量是第二組孩子的四倍，是第三組孩子的三倍半。這些孩子在自由遊戲時間，也比另兩組孩子多花三倍的時間玩字謎。換句話說，英美裔的孩子可以自己選擇時，他們的表現較好，也做得較久。一旦別人規定他們該做什麼，他們的表現和後續動機都大幅衰退。

相較之下，亞裔的孩子在知道他們的媽媽已經為他們做好選擇時，表現得最好，受到最大的激勵。﹒解題數目比自己挑選字謎與色筆的孩子多了三十%，也比由史密斯小姐挑選的那組孩子多做了一倍的題目。在解題完後的自由時間裡，知道媽媽幫忙挑選的亞裔孩子繼續玩字謎的時間是第一組孩子的一倍半，是第二組孩于的三倍。

事實上，一些英美裔的孩子知道研究人員還問過他媽媽意見時，明顯看起來有些尷尬，當中，瑪麗的反應令人印象特別深刻。她聽完測試說明後，臉上露出只有七歲孩子才會坦白流露的表情：「妳還問了我媽媽？」再比對日裔女孩夏美的反應，當史密斯小姐要離開房間時，夏美走過去拉了一下她的裙子說：「可不可以請妳告訴我媽咪，我照她的話做了？」

– Iyengar, S. (2011). 誰在操縱你的選擇(The Art of Choosing). 頁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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