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们经常提醒人们不要混淆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 。他们说，存在是一回事，而对存在的可能认识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不可知的事物也许的确存在，因此我们一定要当心，不能把知识的局限完全等同于存在与否的分界线。这是个不错的一般性建议，我完全同意。(P5)
“无罪推定”就是刑法中的虚无假设。(P11)
我将所有这些实体，无论简单还是复杂，统称为“意向系统”(intentional systems)，而将使其施动者(agenthood, 无论是否存在)得以显现的角度，统称为“意向立场” (intentional stance)。
意向立场是一种解释实体行为的策略，即把一个实体(人、动物、人造物，凡此种种)看作一个理性能动体。理性能动体通过“考虑”自己己的“信念”与“愿望”来对“行为”加以“选择”。这些加引号的词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常用的本义。意向立场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惯用的态度和角度。(P39)
物理立场(physical stance)是自然科学研究使用的耗时费力的标准方法。具体做法是，我们用现有的物理定律和研究对象的物理构成进行预测。我预测我松开握着石头的手之后，石头会掉在地上，这采用的就是物理立场。我并没有把信念和愿望赋予石头，而是考虑石头的质量或重量，并依照重力法则做出预测。
尽管小到亚原子大到宇宙，物理立场都适用，但对于那些没有生命也非人造的物品，物理立场是唯一可采用的策略。为什么水沸腾时会冒泡，山脉如何形成，太阳的能量从何而来，对这些问题的解释采用的都是物理立场。任何物体，无论是不是人造物，有无生命，都遵守物理定律。因此，我们可以从物理立场对该物体的活动进行解释和预测。(P40)
设计立场是一种我们一直在用的更棒、更简单的预测视角。假设有人给我一个新的电子闹钟，它的品牌和型号我都没见过。但是只要简单查看它的外部按钮和显示板，我就能确信如果我如此这般按几个按钮，那么几小时之后，这个闹钟就会发出一阵响声。我不知道响声具体是什么样的，但它足以唤醒我。我根本不需要知道这种神奇的规律性所涉及的具体物理定律，也不需要把这个东西拆开，测量每个零件的重量和电压。我只需要假定它采用了一种特别的设计，而且它能像设计好的那样正常工作。我已经准备好为这个预测冒一定的风险，也许算不上性命攸关，但是事关我能否及时醒来，赶上那场已经安排好的讲座或是一趟火车。
从设计立场进行的预测比基于物理立场得出的预测要冒更大的风险，因为我还得考虑其他一些假定条件：有个东西的设计与我设想的一致，还会按照设计正常工作，也就是说它不会出故障。虽说设计出来的东西偶尔会有错误，有时还会坏掉，但是预测所带来的巨大便利，完全超出了万一出现问题我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可行，从设计立场进行预测就是低成本、低风险的捷径，让我可以巧妙地反复应用有限的物理知识。
实际上，我们天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设计立场预测：我们毫不犹豫地插上电源，打开电器，完全没有想过如果接线有误自己就会被电死：我们主动搭乘公共汽车，明知道车速很快会有致命的危险：我们虽然从没坐过某些地方的电梯，也能镇定自若地按下按钮。(P41)
还有一种更冒险、更便捷的立场，那就是意向立场。你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设计立场 的子类。在设计立场中，被设计物就是个能动体。假设把这个立场用在闹钟上，就意味着我要将闹钟视为我的仆人，我通过让它理解在某个具体时间执行叫醒这件事，命令它叫醒我。这样一来，我就能指望它的内在能力感知时间一到，它就尽职地执行它所承诺的事。只要它认识到振铃时间已到，就会“获得动カ”并根据我先前的指令行事。毫无疑问，对于闹钟这么简单的机械装置，我们没必要为了理解它为何如此行事而采用上述想象力丰富的拟人手法。但是请注意，我们在向孩子解释闹钟的使用方法时，可能就会采用这样方法：你要告诉它你想让它几点叫你起床，时间一到，它就会发出很响的振铃声。
对于比闹钟复杂得多的人造物，采取意向立场更有帮助，而且也必须这么做。我最喜欢的例子是下国际象棋的计算机。能使计算机(无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超级计算机)变成国际象棋棋手的计算机程序有上百种。尽管在物理层面和设计层面都存在差异，但它们都采用了同样的简单解释策略：把计算机看作理性的能动体，它们想要取得胜利，就要了解国际象棋的规则和原则，知道如何摆放棋子。因此，比起采用物理立场和设计立场，采用意向立场可以极其容易地预测则和解释对手的行为。无论在对奔的哪个时刻，你都能看一看棋盘，把计算机下一步所有合规的棋步都列出来，通常会有几十种走法。
为什么要限定是合法棋步呢？因为你推断计算机想要赢得比赛，而且它知道一定要走合规的棋步才能赢，所以它只能理智地选择这么做。好了，再把这些合规的棋步从最佳(最聪明、最合理)到最差(最愚蠢、最拙劣)排列起来，做出你的预测：计算机会选择最好的走法。你很可能不知道哪步棋最好(计算机“审时度势”的能力比你强得多)，但你差不多总能排除其中的四五种，因此你仍然具有强大的预测能力。
有时候，计算机发现自己“四面楚歌”，只有一步非自杀棋可走，否则就是死路一条，那么你就可以把握十足地做出预测。这不是物理定律决定的，也不是由计算机里的具体设计决定的。它有非走这步棋不可的理由，所以它只能这么走。任何棋手，无论它是什么物质材料做的，都会走出这步棋。哪怕是幽灵或天使也都会走这步棋！你之所以做出这个意向立场预测就是因为你大胆地假设，无论计算机程序是如何设计的，它的设计一定够好，可以根据这个充分理由走出这步棋。你预测计算机的行为时，就把它当成了一个理性的能动体。
在上述例子中，意向立场无疑是个非常有用的捷径。但是我们能当真吗？计算机真的在乎输赢吗？为什么说闹钟想要服从它的主人？我们可以用自然目标和人为目标的差异，加深对以下事实的理解：所有真实目标根本上都源自一个具有自我保护意识的生物所处的困境。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无论所赋予的目标是不是真实自然的，能否被所谓的能动体“真正理解”，意向立场都能在恰当的时刻发挥作用。(P43-4)
内涵性(intensionality)是语言的一个特征，不能直接应用于任何其他种类的表征系统，如图片、地图、图形、“搜索图像”、心智。根据逻辑学家制定的标准用法，词语或语言符号可以分为：①逻辑词(也叫功能词)，如“假如”“和”“或”“不月”全部““一些，等； ②词项(tem)或谓词(predicate)，可以随讨论话题的变化而变化，如“红的”“高的”“祖父”“氧气”“二流的十四行诗诗人”等。
语言的每个有意义的词项或谓词都有外延和内涵。外延是指词项或谓词所指代的一个或一类事物。内涵是指被指代的事物或类别被选择或被决定时所遵循的特定方式。”切尔西，克林顿的爸爸”和“ 1995年的美国总统”所指相同，都是比尔，克林顿，因此具有相同的外延。但是，这两种说法以不同的方式指代相同的实体，因此具有不同的内涵。“等边三角形”与“等角三角形”所指代的类别完全相同，所以它们有相同的外延，但是很明显它们要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前者指的是三角形的边相等，后者指的则是三角形的角相等。所以，与外延相对，内涵(intension)的含义是意义(meaning)。你可能会问，可这不也是意向性的含义吗? (P54)
只要能动体有所行动，它的行为就建立在对周围环境的某种特定理解或误解的基础之上。有意地解释和预测依靠的是获得这种理解。要预测一个意向系统的行为，你得知道能动体的信念和欲望的具体内容，你还得知道，至少是大致知道，这样的信念和欲望是如何关涉那些事情的，这样你オ能够说重要联系即将或者已经建立起来。(P57)
将心智状态赋予意向系统，采用的基本形式是表达“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s )的句子。
x相信p
y渴望 q
z想知道是不是r
这些句子由三部分组成，每部分对应一个词项：第一个词项指称相关的意向系统 x、y、z；第二个词项代表赋予意向系统的特定态度，相信、渴望、想知道；第三个词项是态度的意义或具体内容，也就是上面这三个虚构的例子中，由字母p、q、「所表示的命题。当然，在那些被赋予了一定态度的真实句子中，这些命题被用某种人类语言的句子表达出来，并且这些句子中含有不能被同延词项 (coextensive terms)随意替换的词项，这就是指称晦暗性的特点。(P63)
一些哲学家认同约翰·塞尔(John Searle)于1980年首次提出的观点，他们称意向性有两种：内在(或原初)意向性和衍生意向性。内在意向性是我们的思想、信仰、欲望、意向(通常意义上的意向)的关涉性。在词语、句子、书籍、地图、图片、计算机程序等人造物上表现出的明显有限且是衍生出来的关涉性，显然正是源自内在意向性。这些人造物由于人类心智的慷慨赠予而具有意向性。人为表现形式的衍生意向性寄生在创造物背后那些真正的、原初的、内在的意向性上。(P69)
想法: 言意之辨？言不盡意，意不迨言
自然界的基本准则是经济。最便宜、最省事的设计系统会被大自然首先“发现”，并被选中，可以说这种选中缺乏远见。
顺便说一句，最便宜的设计很可能不是效率最高的，也不是体积最小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对大自然来讲，增加或者保留许多额外的不起作用的东西，通常更划算，只不过因为这些东西是在复制和发展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得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才能移除。我们现在知道，许多变异插入代码只是“关闭”了一个基因而不是删除它。这在基因的空间里，是更为经济的办法。在人类的工程设计世界中，类似的现象常出现在计算机程序设计中。程序员们改进程序时，比如说要用WordWhizbang 7.0 版代替WordWhizbang 6.1版，标准做法是紧接着旧代码编写新源码。也就是先复制一份旧代码，再编辑这个副本，进行修改。然后，在运行或编译新代码之前，“注释掉”旧代码。(P80)
他们并不是将旧代码从源码文件中删除，而是用特殊符号把旧版本包裏起来，告诉计算机在编译或执行程序时，跳过符号里面的部分。旧指令存在于“基因组”之中，已被标记，因而决不会在表现型中被“表达出来”。保留旧代码几乎无须花费什么，或许有一天它们还能派上用场。比如，世界的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使得旧版代码更好用。或者，额外的旧版副本有朝一日也许会突变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些来之不易的设计不该被轻易丢弃，因为要是从头再造一次，也许会很困难。现在越来越清楚的是，进化经常采用这种策略，反复再利用之前设计过程的剩余之物。(P81)
①在《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中，我更加深人地探讨了设计的节约累积原则。
（人們對於事物是否有意向性，與速度有關）或许可以把我们这种对正常速度的偏爱称为“时间尺度沙文主义”(timescale chauvinism)。以你认识的最聪明、最机灵的人为例，设想拍摄他的超级慢动作，比如用每秒3万帧的速度拍摄，再用每秒 30帧的正常速度来播放的情形。此时，无论什么闪光回击，什么“连珠”妙语，都会像冰川一样从他口中缓缓而出，让最有耐心的影迷也忍无可忍。又有谁能猜得出他的聪慧呢？而在正常速度下，他的聪明可是显而易见的。
就像延时摄影生动地展示出来的那样，我们也会被与之相反的时间尺度错置迷住。看到花儿在数秒内萌芽、含苞、盛开，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被拉到意向立场。看呢，那株植物如何努力向上，与邻株争夺有利的光照位置，在阳光下招摇地伸展叶子，避开对方的反击，像拳击手一样闪转腾挪！完全相同的模式，用不同的速度播放出来，就可以揭示或掩盖心智的存在或缺失，或者看起来如此。(P84)
我想要提出一个框架，用来放置大脑的各种设计选择，以了解它们的威力 究竟从何而来。这是个极其简化的结构。不过，理想化正是人们为了一览全局而应该愿意付出的代价。我把这个结构 叫作“生成 - 检验塔”(Tower of Generate-and-Test)。塔的层级越高，对应的生物体越有能力找到越来越好的招数，找到这些招数的效率也越来越高。(P113)
首先是达尔文提倡的通过自然选择进行的物种进化。通过比较随意的基因重组与突变过程，各种候选生物被盲目地创造出来。这些生物经过实地检验，只有最佳设计得以幸存。这是塔的最底层。我们就把那里的居住者称为达尔文式造物吧。(P114)
表型可塑性(phenotypic plasticity)。也就是说，各候选生物体不是一出生就完全设计好的，它们的设计元素可以由实地检验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加以调整。
⋯⋯
这些个体面对环境就可以生成各种行为，逐个尝试这些行为，直到发现好用的那个。它们只有通过接收来自环境的正负信号，才能检测这些行为是否好用，由环境来调整该行动复用于其他场合的概率。毫无疑问，任何接反了正负强化器效果的生物都注定会灭绝。只有那些生来就拥有合适的强化器的幸运儿才有优势。我们可以把这种达尔文式造物的子集叫作“斯金纳式造物” (Skinnerian creatures)。
正如行为主义心理学家B. F 斯金纳(B. F. Skinner)指出的那样，这种“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 )不仅是类似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而且是它的扩展：“遗传行为消失时，条件反射过程的遗传可修改性就会接手。(P115)
有一种简单的学习类型，它的进化模式可以用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m)一行为主义(behaviorism)一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这样的出现顺序和字母顺序来表示。我们不妨将这种简单学习称作 ABC 学习。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动物都能够进行 ABC 学习。也就是说，通过长期而稳定的训练或环境塑造，它们终于能够在各种恰当的方向上修改或重新设计自己的行为。这样的条件反射或者训练如何不靠神力得以在神经细胞网络里完成？目前，已经有各种不错的模型从不同的写实程度与详细程度来描述这个过程。
就很多性命攸关的功能来说，ABC网络是很棒的，这些功能包括模式识别、判别、泛化与运动的动态控制。因为ABC 网络高效、简洁、性能稳定、容错且较容易随时重新设计。此外，这些网络还生动地体现了斯金纳的观点：自然选择的、遗传给子代的修剪与整形(即你与生俱来的“接线”)与个体之后发生的修剪与整形(即由经历或训练而得到的“重新接线”)没什么区别。天性与教养完全融合在一起。(P118)
只要之前没有哪那个错误让你丧命，那么斯金纳的条件反射就是个好东西。而更好的系统是在所有可能的行为或行动中进行预选，以便不必在“现实生活”里冒险尝试，就剔除那些真正愚蠢的做法。人类是能够做到这种特定改进的造物。不过，我们也不是唯一的。我们可以把第三层塔上的受益生物叫作波普尔式造物，因为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 Popper)爵士曾精妙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称这种设计提升“让我们的那些假设替我们去死“。很多纯斯金纳式造物得以幸存，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第一步走对了。而波普尔式造物与此不同，它们活下来是因为它们足够聪明，能够走出比撞大运更好的第一步。当然，它们之所以聪明也只是因为幸运，但这也比只是幸运要好。(P119)
有些纯波普尔式造物继承者的内部环境是由那些外部环境设计的部分决定的。达尔文的一个基本见解就是设计昂贵而模仿设计便宜。也就是说做出一个全新的设计非常困难，而重新设计原来的设计则相对容易。没人能重新发明轮子，可我们也没必要这么做，因为我们从自身成长过程中接触的文化里获得了轮子的设计，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设计。
我们可以把这种达尔文式造物的子子子集称为格里高利式造物。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格里高利(Richard Gregory)是我心目中杰出的理论家，因为他提出了信息在创造聪明之举中的作用。他将其中的信息称为“势智能” (Potental nteligence)，将其中的聪明之举称为“动智能”(Kinetic Inteligence)。格里高利举了一个简单直观的例子；作为精心设计的人造物，剪刀不只是智能的结果而且是智能(外在势智能)的提供者：当你给某个人一把剪刀时，你就提升了剪刀的潜力，它会更有把握、更快地成为聪明之举。人类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工具的使用伴随着智力上的巨大进步。野生黑猩星猩为了找寻白蚁，会把简陋的钓竿深深插入白蚁的巢穴中，然后飞快拽出满满一竿的白以，會将它们从钓竿上取下来送进嘴里吃掉。
当我们了解到并非所有黑猩猩都碰巧发现了这一妙招时，这个事实的意义就更为深遠。在某些“文化”中，白蚁是一种的食物资源。这提醒我们，工具使用是智能的双向标志，识别和维护工具，需要智能，更不要说制造工具了，同时工具也会将智能赋予那些得到了智能的幸运儿。工具设计得越好，其制造过程中嵌入的信息越多，它赋予使用者的势智能也就越多。格里高利还提醒我们，在各种卓越的工具中，有他称为心智工具的东西：词语。(P133)
斯金纳式造物问自己：“我下一步做什么呢？” 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直到它们遭到一些狠狠的冲击オ行。波普尔式造物大大前进了一步，在问自己“我下一步做什么之前，它们先问问白己：“我下一步应该想什么呢？“ (P134)
而替身综合征(Capgrasdelusion)……。这是人类脑损伤者偶尔会表现出的一种奇特的病症。其基本特征是患者确信某个熟人，通常是所爱的人，被一个替身取代了，而这个替身看起来、听起来、做故起事来都像那位神秘消失了的真正伴侣。(P148)
我在《成为人的条件》(Conditions of Personhood)一文中指出，成为人的重要一步是从一阶意向系统迈进到二阶意向系统。一阶意向系统对许多事物都有信念和渴望，却没有对信念和渴望的信念和渴望。二阶意向系统则有对于(自身或他者的)信念与渴望的信念与渴望。三阶意向系统能让你相信它想要什么，而四阶意向系统或许相信你让它相信你相信什么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从一阶近进二阶的那一步，更高阶的不过是一个能动体在自己的头脑中同时能容纳多少个信念和渴望的问题；即使是同一个能动体，这也会随情况发生变化。(P161)
没有反思能力的机敏。以“迷惑性表演”(distraction display)为例，这是在低处筑巢的鸟儿很常见的行为。当捕猎者接近鸟巢时，这些鸟悄悄远离它们那易受伤害的蛋或幼鸟，以最招摇的方式开始表演：假装一只翅膀受了伤，瘫倒在地，无力地扇动着翅膀，发出哀鸣。这通常会引得捕猎者远离鸟巢，进行一番徒劳无功的追逐，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抓不住这送上门来的“美餐”。(P162)
野兔显然能够估量接近的捕猎者，比如狐狸，并判断它的危险性。如果野兔确定某只狐狸以某种方式进入攻击距离之内，野兔就会一动不动地蹲伏，指望着能够完全逃脱狐狸的注意，或者蹲下来，借着环境的掩护，尽可能迅速而安静地逃开。但是，如果野兔确定狐狸不太可能追到它，就会做一件奇妙的怪事。它会用后腿直立起来，死死盯着对方！为什么呢？因为它想告诉狐狸应该放弃：“我已经看见你了，而且我不怕。不要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和更宝贵的体力来追我了。放弃吧！狐狸通常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自己去别的地方寻觅晚餐，留野兔继续进食，野免就这样节省了自己的体力。(P164)
动物行为学家戴维 麦克法兰(David McFarland)⋯⋯断言，一个物种里出现沟通时，一味地诚实显然不是最好的策略，因为它太容易被竞争者所利用了。竞争性明显存在于捕猎与猎物之间产生沟通的所有例子中，比如在瞪羚腾跃摆脱对手以及野免町视狐狸这两则最小的沟通实践中都能看到。这里也很容易看出虚张声势是如何产生的。在产生未来的军备竞赛里，如果你能产生的有关对手的未来比它能产生的有关你的未来更多更好，你就有了巨大的优势。因此，能动体理应让自己的控制系统神秘莫测。一般来说，不可预测性是个良好的保护特性，决不能浪费掉而应该总是明智地加以利用。
如果把它巧妙地施展出来，提供足够的真相来保持自己的信誉，但提供足够的谎言来保持选择的多样性，那么就能从通信中获益良多。(这是纸牌游戏的首要学问：从不虚张声势的人永远不会赢；总是虚张声势的人永远会输)。要想明白野兔和狐狸在资源管理这一共同问题上的合作关系，同样也很需要想象力，不过，短暂的和平确实对它们两者都有好处。(P167)
麦克法兰认为，只有通信方式兼具潜在的合作性和自我保护性的时候，才会产生对个体行为进行显式可操作性表征的需要。因为此时能动体必须能够控制一种新的行为方式，即显式传达一些关于自己其他行为的信息(“我在努力抓鱼”“我在找母亲”“我正在休息”)。面对塑造与执行这样的通信行为的任务，能动体的问题正是我们作为观察理论家所面对的问题的翻版：能动体自己那具有竞争性、增强性、互相交错融合的行为控制线路，应该如何雕琢成相互竞争的“可选项”呢？通信偏爱的是明确的答案。常言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所以，为了满足通信的要求而强迫能动体声明一个范畴，就经常会产生某种扭曲，就好像被要求给一道设计得很精糟的多项选择题选出一个答案那样：如果“以上都不对”不是一个可选项的话，你只好被迫选择你觉得最不让人反感的、说得过去的答案。(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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