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ation - Bottomore, T. (廖仁義 譯)(1984)。法蘭克福學派。台北：桂冠
Keyword - 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創始於1930s的德國。理論上，它深受黑格爾、馬克思、韋伯以及狄爾泰、盧卡奇、胡塞爾的影響。
法蘭克福學派的興起，在實踐上，受到20世紀初歐洲社會革命的影響，並針對一次大戰後，德國內部興起的法西斯主義進行批判。理論上，奠基於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歐洲哲學傳統，涵攝著人文的世界觀對自然的世界觀的不滿，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對自然科學方法論的分庭抗禮。(譯序。p.3)
本書的特色
本書主要以西方工業社會進入後期資本主義的過程，來檢驗法蘭克服學派的社會理論，因此批評多於介紹。因此本書主要以社會學的觀點來檢視法蘭克福學派的主張與理論。 (作者在書中，往往以相當大的篇幅進行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這對一個介紹學派的書而言並不尋常，這也是譯者在譯序中提到，作者多以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的角度來檢驗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並(有意或無意)忽略了法蘭克福學派在哲學建構上的成果。)
作者
Tom Bottomore, 英國社會學家，擔任過英國社會學學會主席，及國際社會學學會主席。
制度上，這個學派的基礎就是社會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是1923年由德國教育部下令，與法蘭克福大學合作成立的。最初，是由富商之子Felix Weil主導有關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研究，但是其後就暫停了財務上的援助。
當時，蘇俄的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與中歐德國革命失敗。可以說是左翼知識分子意圖重估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際的一個回應。因此也可以說是 *西方馬克思主義* (Western Marxism)的一部份；一方面以各種當時的哲學觀點與黑格爾的學說，來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與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對於蘇聯的社會發展與國家體制採取了批判的態度。
然而，這個學派的名稱是等到這個研究所被迫離開法蘭克福以後才發展出來的。
對於這個研究所與法蘭克福學派的關係，可以區分為四個階段：
(一)
1930，霍克海默擔任社會研究所的主席開始，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成為研究所的研究主題。
將論證分為兩個層面。首先，他採取了一個源自知識社會學的觀念架構，指出一種思想型態與一個社會群體的處境之間的關聯，然而他的論點又不同於曼海姆，例如他不想分析思想與社會歷史環境之間的附屬關係。另一個層面，他對於以實證論作為一門知識理論或科學哲學，特別是與社會科學的關係，作出了批評。主要論點有三：一、把有活動能力的人視為機械決定論的物體；二、指從呈現在直接經驗中的層面來理解世界，未區分本質與現象；三、在事實與價值中設立了絕對的分界，也因此把知識與個人興趣區隔開來。
傳統理論指的是現代自然科學理論，或是哲學中的實證論/經驗主義。傳統理論並且已經擴張到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領域中。相對的批判理論，反對從外在觀點建立的概念體系來決定客觀事實的程序，並且主張建立一種化除個人的目的性、自發性和理性，與社會之所以能夠成立的各種工作過程關係之間的對立的批判思想。
(二)
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初期形成批判理論中的影響並不明確，而且他主要興趣是在文化(特別是音樂)、心理分析與美學理論。他這時所發展出來的哲學架構，並不事變證的社會理論，而是日後稱為 *否定的辨證* (negative dialectics)的學說；這種學說是對一切哲學立場與社會理論提出批評，否定人類思想有任何的絕對起點(同一律)或是任何基礎的可能性。
文化批評(cultural criticism)是Adorno對批判理論的主要貢獻。
這本書的主題是說明，科學思想與實證論的科學哲學所獲得的偽明晰性(false clarity)所造成的啟蒙的自我破壞(self-destruc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這種現代的科學意識是文化衰頹的主要根源，其結果使得人性不能進入真正的人文環境，而墮入一種新的野蠻狀態。
另外本書的第二篇論文探討「 文化工業 」(culture industry)的問題，認為每一時代的主導觀念是統治階級的觀念，而現代科技日益增加的效率使得這些觀念大量播植在社會之中，這些科技與科技意識在制式化的大眾文化形成過程中，製造了一種可以扼殺與堵塞批評的現象。Adorno這一大眾文化的概念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觀點有顯著不同。Benjamin認為只要是為了摧毀精英主義的藝術「情調」，而且可以導致「傳統的大量崩潰」，則「機械化的再生產」(mechanical reproduction)便具有其革命的意涵。
(三)
對個體性的重視。Horkheimer從早期對康德的研究中，導衍出「一種對個體性的重視，使之成為一個不因整體性的需要而完全沉淪敗落的價值」。並且同狄爾泰(Dilthey)、尼采、德國生命哲學、韋伯早期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命運的關懷、弗洛姆(Erich Fromm)的個體心理學等。
法蘭克福學派的個體心理學，隨著德國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重點漸漸落在兩個問題上；權威下的人格特質，與反猶太主義。
反猶大主義的研究(主要指 偏見的研究(Studies in Prejudice) )，最後是五個相關的著作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權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一書，從主觀、心理學層面來說明偏見的問題。
(四)
對於實證主義與經驗主義方法論(或說科學主義)的批判。他們對科學主義的批判，轉變為對「科學與技術理性」的批判。認為意識型態是一個維繫宰制狀態的主要力量，因此特別強調對於意識型態的批判以獲得對於宰制的解放。
1950回到法蘭克福以後，學派由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與霍克海默主導，特別是Adorno，將學派建立唯一個致力於哲學與美學理論為重點的學派。這一風格也表現在其第二代的學者中，如 哈伯瑪斯、許密德、威爾默。而老一代的成員如馬庫色則選擇留在美國。
(一) 對實證論與經驗主義的批評
對實證論與經驗主義的批評，以及為社會理論建構新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的企圖，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提供了基礎。其對於實證論的批評，可以分成三點：第一，實證論式一個不正確而且會造成誤導的路徑，它不會也不能掌握社會生活的真正意義；第二，由於它注意的指示目前存在的事物，因此它傾向於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反對任何激烈的變化，這將導致政治的冷感症；第三，它不但與「技術官僚的宰制(technocratic domination)這一新的宰制形式有密切關係，事實上也是維繫與製造這一宰制形式的主要因素。(p.30)
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對於實證論的知識論與科學哲學的批判是不一致的。 Marcuse在《理性與革命》中關心的是孔德的實證論；Horkheimer批評一切形式的科學主義，特別是維也納學圈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或邏輯經驗論(logical empiricism)。
Horkheimer對傳統理論(科學)與批判理論所作的比較，是從「科學是一種社會活動」的觀點出發的；而批判理論「批判地接受那些主導著社會生活的範疇，以同時包含了對它們(指這些範疇)的指責」，而且批判理論的目的顯然在於社會的改造與人的解放。這一統合知識(knowledge)與目的(purpose)、統合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與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的企圖，便成為法蘭克福學派基本的哲學立場，以及他對實證論分割「事實」與「價值」的做法之批評的依據。(p.32-33)
同盧卡奇相同，Horkheimer也提出其批判理論的社會功能，作為其解放階級問題的關懷；對於社會矛盾的指陳，不只是表達出具體的歷史處境，而且也是內在的激發改革力量。但是Lukács認為革命政黨與被壓迫的社會階級將形成一個動態的統一(dynamic unity)，而Horkheimer卻從未表示思想家與階級間的互動關係，會是以什麼樣或是何種形式發生的。甚至到了1950年代，Horkheimer放棄了對勞工階級革命潛力的信心，批判理論也失去了它實際社會中的根據。(p.33-34)
Horkheimer對於邏輯實證論的批評：由知覺收集的到驗證的過程中，收集的「孤立的事實」(solitary facts)其實是經過個人選擇的；並且無法區分事物的表象與本質之間的差別。因此Horkheimer認為，要取得正確的事實必須先掌握正確的社會理論。而正確的社會理論關係著「正確的意志」。這些對於邏輯實證論的批評也有其他科學哲學家有相同的批評，如波柏(Karl Popper)等。
Adorno 對實證論的批評，基本上與 Horkheimer 相同。與 波柏(Karl Popper)進行實證論的論戰。(Adorno(1969).《德國社會學的實證論論戰》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中的導論。) 此時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有了一些修飾：第一，批判理論已經成為一種純粹批判性的，而並沒有提出任何積極的觀念；第二，Adorno反對理論的完整性，認為完整的便是不真實的。
法蘭克福學派提出，認為實證論的科學哲學與特定的政治觀點有必然的關係。跟海耶克對科學主義批判的關係。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也不積極參與或支持激進的政治運動。法蘭克福學派與社會學的課題，是在科學與技術本身，以及它們灌輸在整個社會中的「技術意識」(technological consciousness)與「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並且視之為維繫宰制的主要因素。這種對於技術理性或是工具理性的看法，以馬庫色在單向度的人書中的第六章「宰制的邏輯」(logic of domination)中，作了有系統的申論。其基本看法為，透過科技對自然所作的宰制，必將導至一種新的對人的宰制方式：「社會重新製造它自己，乃是透過對各種事物與關係進行越來越為技術化的掌握，包括對人進行技術化的利用。換句話說，生存鬥爭以及人與自然所受的剝削變得越來越為科學化與合理化了。」
這個技術理性宰制與韋伯對於現代世界的「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過程有共通之處：第一，技術理性與合理性化被形容成用來形塑社會，並使社會超乎人類控制的抽象力量；第二，悲觀主義的傾向。
(其後段落(p.49-51)主要在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的思想來批判法蘭克福主義思想，略)
(二) 個人在當前社會中的命運
法蘭克福學派對於個人在社會中的命運有悲觀的傾向。Horkheimer晚年轉向宗教思想。 Marcuse 在失望之外，對於革命力量來自於社會內部仍心存希望；而且從對佛洛伊德的再解釋中，認為人類透過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可以建立新的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是可以影響一切社會關係的解放基礎。 Adorno 認為，個人從宰制中解放出來的可能在於真實的(authentic)藝術作品，有一種顛覆的潛能與追求未來真理的認知形式。
對於個人在當前社會中的處境，有以下批評。 第一，法蘭克福學派描述的個人偏向布爾喬亞的個人；第二，對於心理學與心理分析層面討論不足。
最早是由Horkheimer 與 Adorno 在「文化工業：啟蒙是大眾欺騙」中提出的。認為在壟斷之下，所有的大眾文化都是同一的；並導致廣告與文化工業的結合，從而兩者都變成一種專門控制人的程序。
過於強調現代社會中附合主義與冷感症的程度，以及社會生活上一種朝向集權主義的趨勢之強度。
(四) 整個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哲學，在於反對一種認為歷史是由客觀律則所控制的過程，從而「維護主體性」。
Habermas的著作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是延續了法蘭克福學派對於實證論的批判，並為社會科學建構新的知識論。第二個是
首先Habermas提出社會科學是一個關於「構成以前的實體」(a pre-constituted reality)的研究，牽涉到對社會生活的脈絡(the societal life context)的理解。
接著在《知識與人類趣向》(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中，提出新的知識論。對應著三種知識趣向，他區分了三種知識形式：(一)根據物質的需求與勞動而來的「技術」趣向，構成了經驗的分析的科學對象範圍。(二)介於個體之間以及內在於或介於社會團體之間的溝通理解，為構成了實踐的趣向，構成了歷史的解釋的知識領域。(三)解放的趣向，根據由權力運作造成的扭曲的行動與言談，構成了自我反省或批判的知識領域。Habermas提出這三個形式，是為了否定經驗的分析的科學的主張是「唯一有效的」。
這一個知識論中的真理是屬於「共識」而非「相符」的。並且 Habermas 並不贊成科學有一個「最後的基礎」，或是一種「第一哲學」；因此 Habermas 後來發展了語言與溝通的理論，與其最近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Habermas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建；討論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legitimation)問題，與歷史唯物論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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