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9869335348

Citation - 劉仲敬 (2016). 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八旗文化。

實證史學是用來提供材料的，在建構脈絡和因果的時候必須依靠解釋體系。大多數爭議不是源於材料，而是產生於如何用大致相同的材料建構因果性和相關性。真正不可調和的衝突大多數產生於解釋，而非材料本身。

所有解釋體系都是神話，但不同神話仍然存在優劣之分。解釋體系之所以有其必要，是因為人腦對複雜性超過一定閾值的環境，就沒有能力做出理性判斷了，而大多數環境都屬於這一類。因此，解釋體系的用途是：在大多數資訊不正確和不完備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有效區別不準確和不完備程度的不同高低層次。由此形成的認知地圖之比例感，其可靠性是高於隨機選擇的。以此為依據做出的判斷，其可靠性就會高於隨機選擇。

解釋體系的潰敗，將漢語世界的近代史變成了 「奧革阿斯的牛圈」—— 最骯髒的地方、積累成堆最難以解决的問題。游士掌握了話語權，導致德性和節操的標準完全顛倒。這種現象既是東亞文明沒落的自然後果，又是產生沒落的重要原因。越是有節操的人，在歷史上越是默默無聞。歷史讚揚的偉大人物，一般都是文明的揮霍者、共同體的毀滅者或汲取者。

張佩綸的性格非常典型，科舉時代的優等生多半這樣。他們聰明博學，但對社會懵懵懂懂，既驕傲又敏感，成功就目空一切，失敗就心灰意懶，分析問題時頭頭是道，解決問題時一曝十寒，做文學家比做官更合適，卻免不了做官和做官而失敗。最後，戰勝他們的人物往往屬於袁世凱的類型，比較遲鈍愚蠢，但有更多的耐性和毅力。

馮國璋卸任後放棄了政治，致力於實業，最後死於普普通通的肺炎。這種死亡方式非常符合他的畢生行跡，因為他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他不能區分政治道德和私人道德，也理解不了為什麼權力的實質不同於權力的形式，因此他做不了優秀的馬基維利主義者，浪費了馬基維利主義者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然而正因為如此，他才是一位好的統治者。他的德行充分體現於以下事實：攻擊他的人很多，他的地位又適合吸引攻擊，然而最嚴重的指責不過貪財，涉及的事情又是 「三海賣魚」之類明顯的捏造。好的統治者必須是形式主義者，而且不應該太聰明。知識分子那種穿透形式看實質的解構能力，對良治美俗而言就像瘟疫一樣危險。

樹小牆新畫不古，此人必是內務府。

新政是大勢所趨，比儒家的老一套更有前途。他在舊學方面積累不多，反而更方便轉型。

尤其重要的是，他懂得怎樣體貼朝廷的尷尬處境，更懂得替朝廷顧面子、找說法。太后既要論證戊戌變法不對，又要論證庚子排外也不對，自己沒有辯證法的頭腦，還得在臣民面前維持一貫正確的形象，日子其實並不好過。體貼的大臣要學會怎樣面不改色地說出以下的話……

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歷這種劇變的世代是注定要倒霉的。無論怎樣調整改革或革命的方式，轉型期都少不了犧牲品。

他們留下的考察報告仍然是西方憲政研究的最可靠的紀錄，概括英、美、法、德、日、俄的政體特徵，都能抓住要點。雖然同樣的研究在此後百年層出不窮，但可信度反而每況愈下了。主要原因有二。即使在西方，憲政的黃金時代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其 一，「短暫的二十世紀」，以憲政破壞和暴政橫行為主要特徵，即使冷戰的結束也沒有完全恢復一戰以前的盛況。二十世紀的東方人仍然認為西方是憲政的楷模，主要因為西方的地板高於東方的天花板，橫向比較的優勢足以掩飾縱向發展的惡化和退化。其二，後來的考察者不如他們在晚清的前輩誠實。五大臣確實想弄清西方政體的奧祕，他們的報告是寫給自己人看的。後人的目的通常是忽悠政治家或民眾，塑造一個有利於某種眼前政治。

如果你想得到人民的愛戴，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們感到恐懼。如果你企圖用恩惠收買他們，實際上更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敵人。因為你已經證明自己不大可能傷害他們，因此攻擊你就變成了一種只有機遇沒有風險的選項了。

許多專業人員都是這樣，高度依賴現成的支持系統。在支持系統不完備的情況下、他們的表現還不如江湖人物和業餘愛好者。

在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眾譴責偶然的暴行。在非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眾感激偶然的仁慈。

百折不撓的精神有兩種可能的原因。其一是當事人了解同儕所不了解的東西，但他沒有辦法、或是根本不想向同儕解釋。其二是當事人不了解同儕了解的東西，而且沒有辦法、或是根本不想理解。

新思想本身的優劣是另外一回事，抵抗新思想的激烈程度就是傳統社會組織度的可靠指標，散沙程度越高，抵抗力越低。類似的情況出現在高度官僚化的埃及，他們從異教皈依基督教，從基督教皈依伊斯蘭教，速度都是最快的 。

西方教育改革者針對的主要目標，在弟子這裡都不存在。他們希望削弱基督教對教育的影響，消除人文教育對技術教育的歧視，解除統一語言對民俗方言的壓制。結果，反對教會學校的運動，在中國促成了教育的國有化和政治化，嚴重損害了思想自由。

晚清以來的教育體制本來就有濃厚的速成班性質，進一步去人文化的結果可想而知。民俗復興本來應該解放韓子雲(清末民初北方昆弋班名旦) 和黃小配 (清末民初廣東知名報人、通俗小說家) 的傳統，將吳語和粵語發展為羽翼豐滿的在地文學，就像芬蘭文學和愛沙尼亞文學的發展軌跡一樣，結果卻人為製造了一種根本沒有民間性質的塑料官話，依靠教育部的力量強制推行。

林語堂寫渦一篇諷刺小品 〈一張字條的寫法〉，描寫自己同類的可笑嘴臉。他老人家為了修理紗窗，試圖給木匠寫一張字條，用盡了新文化的各種文體，包括新派作家當中最流行的普羅大眾體，結果溝通障礙跟桐城派古文和文選派駢文一模一樣，「大眾」的木匠完全不懂，最後還是只有用土語傳話。

章太炎在日本發明了 「中華民國」的概念，為革命黨人搶占了意識形態鬥爭的制高點。大清本來以正統自居，把革命黨列為境外敵對勢力 (尤其是日本) 扶植的顛覆分子；經過章太炎的創造性逆襲，自己反而淪為最大的境外敵對勢力和華夏文明的宿敵。

章太炎再次回到日本以後，發現他釋放的思想病毒已經比自己還要強大了。「韃虜」、「華夏」與「漢奸貳臣」、「黃帝子孫」的二元對立已經深入人心，「日親滿疏」已經變成了歷史和現實的金科玉律。自古以來不動腦筋的群眾早已忘記思想病毒的發明家，以為這一思想框架都是自古以來天經地義的。大清的支持者雖然表現比建國以來的任何時代都要溫良恭儉讓，卻發現建國時期的罪孽都落到自己頭上了，無論自我澄清或是主動切割，成本都比簡單粗暴的二元對立高得多。

梁啟超沒有多少理由熱愛大清，但不能忘情於大清的版圖，看清了「黃帝子孫」的理論早晚會導致帝國的解體，決定發明「中華帝國」、「中華民族」的同生態位概念，與「中華民國」、「黃帝子孫」展開競爭，從而壓抑後者。 雙方的支持者大戰了N個回合，總體後果對革命黨有利。有一點相當重要，你只有在理解了梁啟超的意思以後，才有可能支持（也有可能不支持他）。而章太炎的支持者根本不用理解他的意思，只需要討厭「滿洲賤種」就足夠了。

這也是輿論領袖引領風騷的祕訣。你要比流行的社會思潮複雜深刻領先一點點，但千萬不能複雜深刻領先得太多。

模範省不是聰明才智的體現，而是笨人勤勤懇懇的成果。過多的智力容易產生不成比例的野心和虛榮，在演化系統中並不總是優勢。

畏威而不懷德的社會如果出現萬口稱頌的對象，此人通常是十惡不赦的暴徒，犯下的罪行太大，因此哪怕稍微譴責都會面臨極大的危險；如果出現七嘴八舌的嘲諷，而嘲諷的內容又沒有超出人之常情的弱點，甚至明顯屬於汙蔑，此人通常是慈悲為懷的統治者，因為喜歡沽名釣譽的寬宏大量，所以才會適得其反。

行仁義而國亡，因為長期投資模式在短期無序競爭中鬥不過短期汲取模式。普遍的仁政，必須以穩定的條約體系為前提。穩定的條約體系，必須依靠施行仁政的部分強國獲得持久的勝利。仁政能夠獲得長久的勝利，必須事先存在保證長期穩定競爭的環境條件。

吏治國家不僅是財富資源的汲取者，而且是政治德行的汲取者。愛惜財富和偏袒鄉黨是有機共同體賴以存在的主要 「美德」，因此自然就是共同體收割機的主要腐蝕劑。

如果你發現愛惜財富和偏袒鄉黨構成失敗者的主要罪名，而且知識分子和民眾居然假裝絲毫沒有懷疑這種是非顛倒的價值觀，那你就再也不要浪費時間爭論自己的位置了，你肯定就坐在一輛運送死刑犯的囚車之上。你那些自信的同伴已經在劫難逃，而你有七成可能至少是推波助瀾的從犯。神明將你不配享有的懷疑種在你心中，很可能是給你最後一次懸崖勒馬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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