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es

13

中國近代兵學大師蔣百里（1882–1938）在他的兵學書中曾說：生活條件要跟戰鬥條件一致，近代歐洲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一致者強，凡生活與戰鬥條件不一致者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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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論文能不能出神入化、能不能引人入勝，很重要的是在現象之上作概念性的思考，但我不是說一定要走理論的路線，而是提醒大家要在一般的層次再提升兩三步，conceptualize你所看到的東西。真切去了解，你所看到的東西是甚麼？整體意義是甚麼？整體的輪廓是甚麼？千萬不要被枝節淹沒，雖然枝節是你最重要的開始，但是你一天總也要留一些時間好好思考、慢慢沉澱。

35

甚麼時候我們研究學問是最快樂的？那就是當我們發現一個問題，而自己又剛剛好略有所得，也就是你有一點點想法、心得，對這個問題有若干美好的想像，手頭邊又有若干的材料的時候，這時候是做學問最快樂的時候。

39-40

別把目光停留在材料上。現在資訊很方便，以前我們要花一、二十年翻閱的檔案，現在可能幾秒鐘就可以找到一大堆資料。但是，千萬別停留在材料層次，必須將視角拉高，想想些材料代表甚麼？而非一股腦地鑽進去研究材料裏頭的東西形成清楚的論證。當我們著手撰寫論文時，要形成清楚的論證，最好是對整個題目有比較整體的看法後再開始寫，別太仰賴資料庫，要有清楚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是從西方引進來的觀念，著名國學家黃侃（1886–1935），他的學問好得不得了，卻沒有甚麼著作，根據我的一位老師的說法，黃侃並沒有形成非常清楚的問題意識，並不圍繞著問題做學問，這也是論證式研究與傳統中國學者之間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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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哪裏「捨」。我以前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有一位很聰明的荷蘭同學，每個教授都誇她多好多好，對哪個領域多專精。但是後來她寫出來的博士論文卻不怎麼樣，成了一本相關研究的綜述。為甚麼？因為她太了解每個東西了，她太注重細節，總是要計較Ａ，又從Ａ追到Ｂ，Ｂ到Ｃ，Ｃ到Ｄ，她的論文到最後成為一種片段問題的總集合。寫論文要能夠先掌握大體，然後解決一個核心的問題，別自始至終都拘泥在小地方。用梁啟超的話說，「看大體要明白，做一部要勇猛。」

44

在追求學術的過程中，尋覓、困惑、挫折是必不可少的，沒有頓挫的追索，往往深度不足，或是不能深入幾個層次看問題、或是從表面上滑過去、是只能得到人云亦云的結論。若不能在頓挫之後，開始一個真正有生機的方向，或苦尋一個新的可能性，或是找到一種新的概念來解決整個問題，則成果必定是有限的

44

我在綱要裏面提到「懶空間」，這是很重要的，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發現，一個好的學術環境必須要讓人能夠適當的「放鬆」，而且能夠讓人跟人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談論，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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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講〈清代學術之系統〉時，說：「蓋學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別，戴氏（震）如政務官，其事務官之職務則後人為之擔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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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心目中的「學術政務官」是要開啟一個學術領域、一個學派、一種研究方向，提出一個學術框架，提出一種看待事物或思考的方式，闡明一種方法論，或提出有潛力的問題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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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我與一位留學英國的政治思想史學者談到，我讀英國近代幾位人文學大師的傳記時，發現他們並不都是「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而是有參加不完的社交或宴會，為甚麼還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的朋友說，他們做學問是一齊做的，一羣人把一個人的學問工夫「頂」上去；在無盡的談論中，一個人從一羣人中開發思路與知識，其功效往往是「四兩撥千斤式的」。而我們知道，許多重大的學術推進，就是由四兩撥千斤式的一「撥」而來。最近我與一位數學家談話，他也同意在數學中，最關鍵性的創獲也往往是來自這一「撥」

54

以塞亞．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他曾經很謙虛地提到自己的思想其實總是停留在相當淺的層次

55

如果有一天人類要派一位最有智慧的人與外星人談話，那就非柏林莫屬了

55-56

有一次他與牛津巴利奧學院的古典學家談論古昔才子的類型時，這位學者告訴他古希臘詩人阿爾基諾庫斯（Archilochus）有一段殘句：「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The fox knows many things, but the hedgehog knows one big thing）。」後來柏林研究托爾斯泰的歷史觀，發現作為小說家的托爾斯泰，有細微描寫人類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樣，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柏林偶然發現用「刺猬」與「狐狸」正好可以用來形容托爾斯泰作品所呈現的兩歧性。柏林的長文原先以〈托爾斯泰的歷史懷疑議〉發表在牛津的《斯拉夫評論》，不大引人注意。不久則在書商建議下以《刺猬與狐狸》為標題印成書，立刻傳誦千里，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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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先生說，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維也納之所以造就了那麼多傑出的社會科學家，與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的私人討論會密切相關。當時米塞斯不是大學教授，而是奧國財政部的一名商務顧問，那一羣圍繞在他旁邊讀書討論的人就有海耶克、Eric Voegelin（1901–1985）等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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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思考」至少有幾個要素：第一、是歷史想像能力的培養。這是人文教育很重要的環節，在經過相當的培養之後，能使歷史世界在腦海中活起來、亮起來。第二、要儘可能地對歷史事件進行全景式的掌握，包括縱深的及橫亙的兩個層面。它訓練人們避免零星的、孤立的、點狀地看歷史事件，而傾向於將歷史事件理解為一方面是歷時性的因果相續，一方面是一個時代中各種複雜因素相互作用而成，有些是原先已在（given）的條件，但也有人類靠著努力可以加以改變的部分。這種「認知複雜度」的培養，使得一個人立身行世，對事對物可以有比較合情理的判斷。第三、雖然歷史發展沒有規律可尋，不過，在閱讀大量歷史之後，讀者雖然不能準確地預測未來，但是應該練習把握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演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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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祖謙說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

66-67

日本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一向以模倣他人或模倣史例而有名。德川家康幾乎不相信自己的原創力。他為了與豐臣秀吉決戰，把德川家的戰法及政略全部改為甲州武田信玄的戰法及政略。他對付豐臣秀吉的包圍政策的辦法，就是由陰謀家足利義昭那裏學來的。武田信玄剛好相反，他的兵法完全是自創的，從不去模倣史例或他人。正因為如此，德川家康能左右逢源，他經歷了數百次大小戰爭，所使用的戰法始終不一，敵人猜不透，司馬遼太郎即說武田信玄偏於獨創，而再了不起的獨創者也還是有一個特定的範圍，敵人反而比較容易猜到他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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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的〈尊史〉中說：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睞而指點焉，可謂出矣。尊之之所歸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龔自珍的這兩段話並不好理解。他的意思中有一部分大致是這樣的：讀史的人要能「入」，又要能「出」──要進入歷史內部，曲盡它的一切事實（「入」），然後又要置身其外，觀其大體，了解其意義，細味其大勢……等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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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學大師蔣百里經常提到日本的將領不照操典打仗，同時我們也談到「學（守）正用奇」的道理。如今想來，龔自珍的「大出入」或許就是「學（守）正」用「奇」的一種相近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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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對表面看來相近似的歷史現象的精細分疏

92

日本的山本玄峰（やまもと げんぽう，1866–1961）禪師在龍澤寺講經，說一切諸經，皆不過是敲門磚，是要敲開門，喚出其中的人來，此人即是你自己。

95

史語所創所所長傅斯年，是以催書、逼書為他的主要職務之一，以致史語所的藏文專家于道泉曾經不滿地說：「你（傅斯年）好像是開公司的。」

104

「主義」是改變近代中國思想氣候的重要概念，五四那一代人非常嚮往「主義」，套用傅斯年先生的一句名言：不管信從的是那一種主義，「有主義總比沒有主義好」。這種以「主義」為萬靈丹的思維究竟如何一步一步網羅近代中國人的心靈，以致發展成「主義崇拜」，也是我所好奇的。而初步解決這個問題時也只需要一點點時間查電子資料庫，然後很快了解到，晚清人們開始大量使用「主義」一詞時，它不過是指一種「宗旨」或一種「主張」而已，絕無後來那種「包山包海」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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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正逐漸從「書的文化」轉變成「論文的文化」。也就是說，在自然科學強大的籠罩之下，人文及社會科學也模仿自然科學，開始以撰寫單篇論文作為他們最主要的表現研究成績的方式。

107

在人文社會學中「論文文化」的壓倒性勝利，表現為學術界普遍輕視或懷疑書的嚴謹性與貢獻度，狂熱地追逐SSCI或其他有指標系統的學刊。學者的考績與升等成績表中傾向於把「期刊論文」放在最前面，而把「專書」放在比較次要的地位，或是僅僅當作「參考」。這是十八、十九世紀以來人文學科所從未經歷過的變化，進一步促成了「書的文化」的萎縮。

122

在中國有很多這樣與時俱進的邊緣人，站在邊緣想進入主流立場。一方面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比如喝花酒、參加科舉考試，但是新的東西來了，又趕快去擁抱。晚清民初，實際上是這一批人在造時勢，這批人當然不能稱為英雄，但是，他們不斷地從邊緣進入中央。這是一大羣人，他們配合了激進思潮，不斷加速度地把思潮往前推進。

123

在主流思想背後，發現有一點像在丹納（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3–1893）《藝術哲學》(Philosophie de l'art, 1865–1882）裏說的那種「嗡嗡」的背景音樂。這個背景音樂跟主旋律是吻合的，使主旋律越來越強

124

法國年鑒學派對心態史的研究特別有心得：「心態史」就是凱撒和他的士兵共同分享的嗡嗡聲。是胡適的，也是詹鳴鐸的。

149

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十九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羣體的出現大概是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Dreyfus affair）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1這裏倒不是想針對這個爭論作任何討論，而是想說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羣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

164

二、三十年前談文化問題，通常把美國、日本、歐洲國家的發展情境、模式，稍加調整，就是一篇好文章了。在西方的架構下，速度快，成本低。然而現在台灣在各方面的發展也有些成績，快要沒東西可抄，而且照抄也沒有市場了。更何況，現在西方問題也很多，以前台灣只要能跟隨，現在更要能開創。所以台灣面臨的第一個文化問題，就是自己發展創新很不容易。台灣過去基本上走的是「速度文化」。在全球化之下如何形成一個有創造力、有美感、有特色的在地文化，變得非常重要。一方面不可能自外於全球化，一方面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甚至如果夠好的話，還要推廣成為世界共享的一部分。此外，要有特色，不能人云亦云，和人家一模一樣，或僅追求速度上比人家快一點、成本少一點，這也是台灣文化慣於走捷徑、無法突破困境的積弊。因為幾十年來的特色只是「速度文化」，所以忽略了發展其他文化特色的可能。譬如說，如果手機或其他產品帶有人文、情感、價值、在地特色的話，或許賣得更好，為何走來走去仍只有提高速度及降低生產成本這一條路呢

165-166

我有一個觀察，西方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發生了一種價值中立化的潮流，如高等教育機構慢慢也避免牽涉價值層面的議題，而趨於中立化，就像大學中的教堂原本是要給你一些德性陶冶的，現在沒有了。同樣地，一九二〇年代以來，整個中國學術文化也有類似發展。這個演變的背景就是一九四〇年代哲學家賀麟（1902–1992）所講的，近代中國文化中的一股「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趨勢。他指的是在近代學術文化中，價值與人格的層面被擺放一旁的奇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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