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的資訊行為中,透過語言符號進行書寫,可能是最普遍且主要的創作行為。但是對於在資訊科學的研究中,對於書寫行為理論與模式,卻沒有對等重要性的研究。由國內學門相關的期刊論文的檢索結果,與國內的博碩士論文檢索結果,可以發現:相關研究多半在寫作教學與經驗分享的應用層面、特殊教育對於書寫障礙相關研究、與文學美學創作理論的探討。這些結果呈現的研究面貌,呈現出圖書資訊研究領域對於書寫研究並未有足夠的關注。
初探的第二部分,介紹認知心理學與社會語言學,對於書寫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希望能對資訊行為研究有所領域上的啟示。
「書寫」與「寫作」在使用中,往往可以被視為同義辭,但是這兩者仍然有著一些差別。一般而言,書寫對應著英文的 writing ,而寫作對應著 composition。 在本文中,將書寫與寫作兩詞視為概念相近的詞彙,並以文字為表達的媒體的創作行為。首先列出字典中對這兩詞的定義:
字典的說明:
但是語言的使用並非總是與字典一致的。因此字典也許只能提供部分的語義參考。接下來將會實際檢索文獻,就以此兩詞作為標題或關鍵字的文獻,來探就兩詞的語義意涵。
另一個語言文字使用的實徵證據,是透過根據收集論文相關研究資料時,以關鍵字「書寫」與「寫作」為條件的論文檢索結果,在論文數量上的差異。筆者認為這兩者至少能從數量上推論出具有兩個差別點。其一,可能在於一個較文雅,另一個較通俗。由論文的數量的變化上,可以看出,以「書寫」為關鍵字的論文,博士論文出現的比例較高,而「寫作」為關鍵字的論文,博士論文的比例較低。第二個差異是學科上的。書寫與寫作最主要研究的學科領域為人文學科與教育學科,「寫作」研究方面兩者數量接近,但是「書寫」研究方面,在數量上教育學科有著明顯的降低。這至少說明了教育學科規範中,較多使用「寫作」而非「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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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科差異,也能說明研究主題的差異。由於人文學科與教育心理學科是主要相關研究進行的學科,因此主要比較兩者間的學科差異。
人文學科的書寫或寫作研究,許多與文學創作理論、賞析、及創作技巧有關。寫作研究在人文學科中,與寫作技巧、語文教學(以外文系為主)相關。在人文學科中,「書寫」一詞的用法,似乎較「寫作」一詞更為彈性,如「莊雅仲. (1989).文化、書寫與差異:三個有關異己論述的分析」、「黃靜雲. (2003). 維吉妮亞‧吳爾芙的陰性書寫」、「李欣倫. (2003). 戰後台灣疾病書寫研究」等。而寫作則較侷限於傳統文學寫作或是寫作教學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文學科使用書寫一詞,尤其是在文學理論層次的使用,緣於使用了法國哲學理論,主要是解構或後現代理論的觀點,因此這種以「書寫」作為一種通用的創作概念,也出現在傳播與社會學相關的研究論文中,如「謝宛蓉. (2003). 自我、書寫、網路:網路個人媒體自我書寫的意義初探」、「趙書珣. (2004). 自我認同新起點:在網路書寫身體與閱讀慾望」等。
教育領域以「書寫」為名的研究數量較少,如「陳孟琪.(2005)國民中學情緒障礙學生書寫筆跡特徵之研究」,其中的「書寫」並非指概化的創作行為,而是如字典般原義的,以手運作筆的書寫動作。教育學科中較常出現的是「寫作研究」,包括寫作教育、書寫障礙的特殊教育、各科教育(科學教育、數學教育、語文教育)等,如「蔡銘津.(1995).文章結構分析策略教學對增進學童閱讀理解與寫作成效之研究」、「莊璧華.(2004).數學寫作活動對國中學生數學解題能力影響之研究」、「陳鳳如.(1998).閱讀與寫作整合的寫作歷程模式驗證及其教學效果之研究 」等。
因此,原本「書寫」的意涵是較具體的以手寫字的行為,而「寫作」是指寫字成文的作文行為。但是隨著時間演變,與哲學理論的影響(如:德悉達的《書寫與延異》、傅科對權力書寫的論述),讓「書寫」成為一種創作概念的象徵,可以涵蓋文字以外的其他媒體創作概念。
在此所使用的定義,主要視書寫與寫作為相近的概念,並且主要以文字為創作表達的媒體。因為固然「書寫」一詞已經發展出許多衍生的用法,但是在相關研究中,大多還是扣著文字創作的脈絡進行探討的。
筆者根據中文圖書資訊學文獻摘要資料庫(CLISA, %dt(6/13/2005)% )檢索相關期刊文獻。標題或關鍵字含有「書寫」的文獻共有九筆,分別為:
其中與書寫研究較相關的,只有一篇以傳播學的角度探討書寫的文獻:
如果以標題或關鍵字含有「寫作」的文獻,則檢索可得66筆。如前例,剔除無關係與重複項目,得54項。分類與列表如下:
可知應用相關的寫作教學指導,特別是學術寫作指導,是圖書資訊學門中最主要寫作研究或相關出版的主題。但是除了應用方面,相關理論與基礎研究卻相當有限,那麼這些「應用」的基礎是從何而來呢?根據這份書目,翻譯與相關經驗彙整是兩種主要的應用論述來源。但是若以應用以外的「研究」而言,顯然並不是個常見的發展領域。 也許可以這樣論定說,書寫行為並不是目前圖書資訊學中主要研究的領域。
根據李銘薰、彭惠萱、吳夢潔、楊佩樺(2006)所進行的中華民國圖書資訊學科系博碩士,自民國八十四至民國九十五年之間已完成之論文調查,其中與書寫或寫作有關的題目有三則:
王鴻順(2001)的論文以自己編撰的網路寫作活動指引,並設計一量表來測量使用者對指引本文內容的正確性' 適用性與組織性作出評鑑。這個研究並沒有很清楚的研究問題,只說明其目的是撰寫一份指引文獻。並且研究內容沒有說明指引寫作的細節。張育芬(2002)的研究以報告撰寫過程的資訊檢索行為為研究主題。張慧瑾(2006)則探討實証醫學教學中的資訊行為中的焦慮,於寫作一項探討寫作時的焦慮現象。從這三篇論文,尚難看出書寫研究在圖資領域中的取向。
綜合而言,當代的書寫研究取向,可以區分為三類:語文教學的書寫研究、認知科學的書寫研究、社會文化取向的書寫研究。在前述對國內書寫相關研究的考察中,可以發現大部分的研究是語文教學、讀寫能力研究,或是特定學術書寫方法指引等。而第二類的認知科學書寫研究,與書寫情境的社會文化研究,是較為缺乏的。
Two research approaches in writing: Since the 1980s, two basic approaches have dominated the scholoarly and scientific study of writing (Scardamalia and Bereiter, 1986). One approach has been labeled as 'contextual', and focuses on the meaning that writing has for people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e other is referred to as the 'cognitive science' approach. This approach has been particularly powerful in advancing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d its development. As two influential researchers noted: 'It provides pretty much the “only paradigm in town” for investigating complex mental processes which all sides agreee are of central concern in writing'(Scardamalia and Bereiter, 1986). – Graham & Harris, Encyclo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 2005, p. 939
在1980年代,有兩種主要的書寫科學研究取向。一種是「情境的」,研究人們在不同情境中的書寫意義。另一種是「認知科學的」,主要在研究書寫歷程中人類知識的增進與其發展。這兩者唯一的相同點在於,其研究的對象是關於書寫的。
Nystrand 認為對書寫的研究,初期也是由寫作學習而開始的。一直到認知心理學與文化研究在80年代以後興起,書寫研究才開始將研究課題擴張到學院與教學以外的研究主題。
綜合以上兩種學科的書寫研究彙整,可以發現兩者都共同列出一種與「情境的」、「社會的」、「文化的」書寫研究議題。並且各自擁有一種類型是與本身學科相關的,即寫作教學應用的,與認知心理科學研究的,這兩類研究取向。因此筆者認為綜合而言,可以區分出三種書寫研究取向。
對照前述對國內相關研究的統計,可以發現這三種取向也能說明國內相關書寫研究的現況。應用取向的寫作教學與指引研究佔了很大的部分,而區別特定情境的書寫研究,如對網路書寫的相關研究,或對特定社會文化的書寫現象,如「醫療書寫」、「女性書寫」等,或可劃入「情境的、社會文化的」研究取向。而針對「認知的」書寫研究,卻是國內較為缺乏的書寫研究取向。
Writing is a self-initiated, self-directed, and self-sustaining activity of composition and inscription that requires the orchestration of a wide array of cognitive processes. Since the mid-1970s the cognitive science framework has dominated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se mental operations. – Graham & Harris, Encyclo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 2005
對認知研究而言,建立某個人類認知行為的模式與要素是相關研究的基礎。Flower與Hayes(1980)提出一個寫作的歷程模式,這個模式成為往後許多寫作認知歷程研究延伸的基礎。Flower與Hayes 的研究是由有寫作經驗的參與者,如教師,針對特定主題進行寫作,並以放聲思考(think-aloud)方法將寫作歷程中的想法敘述出來。這份放聲思考的文稿,除了紀錄參與者口述的內容,也記錄了停頓的時間長度,並由數位評審員,針對文稿中注意力轉移之處,將文稿分成幾個情節的段落。
這個模式包含的組成成分,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外在既存的任務環境,另一是作者內在知識與機制。 任務環境又可區分為修辭問題(rhetorical problem)。作者內在知識可區分為兩類。一為描述性知識,包括字彙語義,主題知識,傳統慣例的修辭結構基模,讀者基模等等;另一為程序性知識,即寫作歷程,包含計劃(planning)、轉譯(translating)、回顧(reviewing)。
Flower-Hayes的模式中,認為書寫歷程並非一線性序列的歷程,而是有各種分支歷程反覆循環,交互運作的過程。
Flower-Hayes 模式主要描述一個完整的、有技巧的書寫者的書寫歷程。但是並非所有人都具有這些複雜交互的書寫歷程工作。熟練者與生手之間的認知歷程差異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研究問題。
Scardamalia and Bereiter (1986)在對書寫的生手進行的研究,發現學童大部分使用的書寫策略是使用「知識陳述(knowledge telling)」這種最簡化的書寫歷程模式,與 Flower-Hayes 複雜的「概念產生(idea-generation)」大不相同。知識陳述,或「關聯式書寫(associative writing)」(Bereiter, 1980)是寫作生手所採取的書寫方式。這類書寫的目標只是將書寫者記憶中所有的內容全部都寫出來。這種書寫目標適合於描述某事件,但是對於論證或議論目的,卻是不恰當的。這類「知識陳述」方式是由對孩童與小學生的書寫研究所發現到的,但並非只有幼童會使用這種書寫策略,領域專家也可能使用這種書寫策略;如相關研究有提出某個電腦程式專家書寫電腦軟體使用手冊的案例,結果這位專家寫出來的手冊只有專家才能看得懂。這種案例在日常生活中也隨手可見,最會操作某軟體的熟手,並非一定是最好的軟體使用教師。在這種案例中,專家的確如實的陳述其知識內涵,但是對讀者而言卻不一定能接受。該研究亦比較了同一個文本由專業作家所改寫的部分,改寫的版本參考了一些讀者的意見,比較以讀者的角度說明相同概念,組織上也較為明確,並且加入了一些專家未列入的資訊內容。
knowledge-telling 書寫所設定的目標是「提取資訊」導向的,即書寫者認為書寫的目標,可透過將資訊自記憶中提取出來即可。因此呈現出「定義任務-目標-建構問題-提取-陳述」此一書寫方式。這種模式中,作者主要的認知工作在於提取記憶中存在的知識內容,並依此提取結果作為聯結下一項提取問題的線索。
而進階的書寫方式,知識轉換模式(knowledge-transforming),由內容知識與交談知識相互作用。即,書寫任務將會參考個人所擁有的內容知識與在社會互動中所建立的交談知識,綜合由兩個不同的問題空間所提取出的知識,在進行書寫的陳述工作。
Scardamalia-Bereiter模式,與Flower-Hayes模式比較起來有二:一是說明生手與熟手在書寫歷程中的不同;二是將書寫所需要的知識區分為「內容知識」與「交談知識」,並說明這兩類知識在書寫歷程中所扮演的地位。
Flower-Hayes 模式自1980年發展之後,許多相關研究都以此作為研究的起點與參考。之後,也累積許多修正與修改。因此,Hayes 於 1996 綜合了這些相關研究的最新發展與結果,修改了原本的Flower-Hayes 模式。 新的Hayes-1996模式主要整合了三個修正的重點:第一,將「任務環境」區分為現實物質(physical)環境因素,如書寫媒體、書寫工具等,與社會情境因素,如讀者、書寫時參考的其他文本,等。第二,除了客觀的表達力,也加入書寫動機與情感等內在要素,指出書寫歷程中受到情感、目的、傾向、信念與態度等因素的影響。第三、納入許多研究所指出,長期記憶與工作記憶在書寫歷程中的作用。長期記憶除了讀者基模、書寫主題、文類的知識之外,也進一步包含了語言學知識及完成特定書寫任務所運用的模式,如改寫。Graham & Harris, Encyclopedia of cognition science, p. 941
Hayes also reconceptualized internal factors involved in writing. First, he included motivation as a separate component and indicated how affective factors such as goals, predispositions, beliefs, and attitudes influence the writing process. Second, working memory was added to the model. This component provided a limited place for holding information and ideas for writing as well as carrying out cognitive activities that require the writer's conscious attention. Third, the long-term momory component was upgraded to include not only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the intended audience, the writing topic, and genre, but also linguistic knowledge as well as schemas for carrying out particular writing tasks, such as revising. – Graham & Harris, Encyclopedia of cognition science, p. 941
Planning –> problem-solving, desision-making, and inferencing.
Translation –> text production, retrieval of semantic information held in working memory.
Reviewing –> text interpret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in writing: experienced writers have more conceptual complexity in their planning.
認知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研究,使用了許多不同的測量方法。以收集書寫的認知歷程中的相關資訊,以進行研究分析。以下,根據認知科學百科,略為介紹使用的測量方法:
直接觀察書寫者並紀錄其行為,以直接推論書寫的心智運作。如,紀錄特定書寫行為的次數。例如,書寫中的暫停行為被以測定書寫者的認知計劃行為或是決策行為(Matsuhashi, 1987)。這種分析假定書寫者在作計劃或是作決策的時候會稍稍暫停書寫,暫停時的位置與時間長度也被用來作為一種測定的觀察項目。這種方法的優點在於並不會介入或影響書寫者的行為。
讓書寫者自己說出他書寫時候作了什麼。
研究分析書寫的成品或是相關文件,如書寫計劃,草稿,或是完成的文章本身,分析書寫策略的意圖與效果(Bereiter & Scardamalia, 1987)。或是分析數次不同的草稿,以研究修改(revising)的書寫行為程序(Fitzgerald, 1987)。
實驗以驗證理論。
透過認知科學既有的測量方式。如注意力或是工作記憶的認知研究(Benton et al., 1984),或是透過MRI(核磁共振)、PET(正電子斷層掃描)檢驗書寫時候的腦部運作情形(Berninger et al., 2002)
建構認識論的
無庸置疑的,資訊行為研究已經成為圖書資訊學研究的主題之一。但是許多資訊行為研究,都是以檢索行為作為研究的出發點,這方面的研究也累積了最多的成果。但是人類其他的資訊行為,如書寫,閱讀等等,都還只是剛剛開始的階段。
此一取向上對檢索行為的著重,與圖書資訊學典範的發展與轉變,應該是有密切相關的。雖然在圖書資訊學中各種不同的典範與發展。如吳美美(2001)認為的機構、系統、認知。或是Hiorland與Albrechtsen(1995)認為的物體的、傳播的、行為的、認知的四種典範。但是這些不同的典範似乎並非研究全然不同的研究對象與課題,而是互相有所影響與繼承的。例如,也許可以這樣子來看整個圖書資訊研究主流的發展,是由圖書館機構開始,然後自動化與資訊系統的興起,帶起資訊檢索研究與系統研究,繼之以心理學行為研究典範的引入,開始以資訊檢索行為研究打造圖書資訊學理論典範。然而,隨著多元學科與多元典範的興起,如認知科學、社會認知、詮釋性社會建構、文化研究、管理實務等等典範的興起,似乎都可以與圖書資訊學產生出研究的火花。但是基於各種不同學科理論其後不同的認識論、方法論基礎。研究上似乎更難找到一個共同的共識。
雖然此段描述出的是一種典範上的鬆動、去中心化的景況,但是也許對研究而言,並非全然的壞事。反而可以將這種眾聲喧嘩的異質性環境,看成是一種可以找出更多元研究主題的豐沃田野。
從另一個角度,往回找尋學科的根源,也許便可以找出之前不被關注的研究課題,開始一段圖書資訊的文藝復興也不一定。如傳統文獻學中的索引編撰與摘要,透過不同學科典範的整合與跨領域研究,怎麼不可能由認知科學、社會認知、語言學等等的角度,找出新的研究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