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wer & Hayes(1980)提出一個寫作的歷程模式，這個模式成為往後許多寫作認知歷程研究延伸的基礎。Flower與Hayes 的研究是由有寫作經驗的參與者，如教師，針對特定主題進行寫作，並以放聲思考(think-aloud)方法將寫作歷程中的想法敘述出來。這份放聲思考的文稿，除了紀錄參與者口述的內容，也記錄了停頓的時間長度，並由數位評審員，針對文稿中注意力轉移之處，將文稿分成幾個情節的段落。

這個模式包含的組成成分，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外在既存的任務環境，另一是作者內在知識與機制。 任務環境又可區分為修辭問題(rhetorical problem)。作者內在知識可區分為兩類。一為描述性知識，包括字彙語義，主題知識，傳統慣例的修辭結構基模，讀者基模等等；另一為程序性知識，即寫作歷程，包含計劃(planning)、轉譯(translating)、回顧(reviewing)。

• Task environment: 任務環境，指進行寫作任務時，影響此任務的外在環境因素。包含：寫作任務、給定的主題、讀者意向、線索、限制條件、既存文本。
  • rhetorical problem 修辭問題
  • text 文本，既存文本。即到目前為止以完成的文章。
• writer's describtive knowledge (long-term memory): 描述性知識。包含，作者對主題的知識，對讀者的知識(讀者基模)，對文法與字詞語義的知識，寫作規範的知識(修辭基模)。
• procedural knowledge (cognitive process): 程序性知識
  • planning: 計劃。計劃在於產生文思(generating)，組織(organizing)與目標設定(goal setting)。後續的研究將計劃過程視為一問題解決的認知程序，產生文思(generating)階段相當於將相關知識由記憶中提取出來，並透過對給定任務的解讀詮釋，建構出一結果的初始表徵(目標)，並根據此目標組織管理相關知識與表徵策略。
    就問題解決的觀點，這也是目前最被接受的觀點，認為計劃歷程屬於程序性知識。計劃工作也是在意識關照之下(conscious)進行的，因此需要耗費心智資源，並且是策略性的運作。
  • translating: 轉譯。將計劃構思與知識以文字陳述表徵。由閱讀歷程研究中的解碼(decoding)與字義理解(literal comprehension)歷程的概念所啟發，轉譯歷程被一般認為，包含由心智辭典(mental lexicon)選出詞彙文字，配合語法規則與語義將概念知識轉換為書寫語言文字。許多低層次的認知工作，如拼字、書寫、字義解讀、句子建構等，是可以被自動化的；即，較不用在意識關照下可以進行的心智工作。
  • reviewing: 回顧。回顧以評估目前寫作內容是否符合預期目標，是否需要修改或重寫。

Flower-Hayes的模式中，認為書寫歷程並非一線性序列的歷程，而是有各種分支歷程反覆循環，交互運作的過程。

Flower-Hayes 模式自1980年發展之後，許多相關研究都以此作為研究的起點與參考。之後，也累積許多修正與修改。因此，Hayes 於 1996 綜合了這些相關研究的最新發展與結果，修改了原本的Flower-Hayes 模式。 新的Hayes-1996模式主要整合了三個修正的重點：第一，將「任務環境」區分為現實物質(physical)環境因素，如書寫媒體、書寫工具等，與社會情境因素，如讀者、書寫時參考的其他文本，等。第二，除了客觀的表達力，也加入書寫動機與情感等內在要素，指出書寫歷程中受到情感、目的、傾向、信念與態度等因素的影響。第三、納入許多研究所指出，長期記憶與工作記憶在書寫歷程中的作用。長期記憶除了讀者基模、書寫主題、文類的知識之外，也進一步包含了語言學知識及完成特定書寫任務所運用的模式，如改寫。Graham & Harris, Encyclopedia of cognition science, p. 941